在出发与回归之间

——对市场经济下的大众文学的思考——

随着经济的跨越式发展，文学从一种“精英化”、“经典化”走向“大众化”、“通俗化”，除却文学本身的因素外，更多的是看到是文学随经济膨胀而不断的大众化、市场化。似乎里头藏着“正比”定律（经济越是发展，文学越是市场化），就好比河中水和船，水越是湍急，船跑的越快。这种载体与承载体的关系，远非“水船”关系，更深刻的看到好比“鱼与水”的关系，鱼因得水而实现长足发展，而水因鱼更彰显出独当一面的多彩、异常的势力。也许，就是这样经济与文学携手共进，使得文学打下了深刻的烙印，追逐经济热潮，时髦风尚，崇尚低俗、庸雅的风格。在丹纳《艺术哲学》中运用自然科学方法研究文艺问题，提出了种族、时代、环境决定论。文学都是由当前的“种族、时代、环境”三者所决定。而今文学的大众化，庸俗化或许也是由这个“热”的时代，这个“喧嚣‘的社会环境，及“激越前进”的民族，因此，大众化文学的市场化，庸俗化，毕竟是顺应一种“经济热”、“思潮流”的存在并发展，仍而作为一种文化形态究其存在的根源及本真，不难发现：

一、创作主体对经济市场化下的广度的现象的承认和肯定及主观性的迎合。在我国的五千年的文明古国，文学在长期的发展的历程，虽历经文体风格变化，但仍始终恪守文学的“载道”的宗旨及名正而言顺，言顺方传远的传统。正是这样，精粹和经典得以流芳百世，而当下的大众文学响应的是“文学就是写当代史”，为“文学而文学”在现代的维度上，除了追逐一种行而上“功利主义”和攀缘一种意识化的高度，将文学的本真已模糊，或者颓毁殆尽。广大的创作主体唯求迎合受众的需要，就像市场上供需关系：受众需要什么，创作者就创作什么。从这上面看，这完全是一种经济下的模式化，就好比如，现在的经营市场已走入了办公室，因此，办公室也是市场的一小部分，那么文学上感染市场上的弊病，或者是追逐，可能导致的是“ 邯郸学步 ”一切都是咎由自取的，响当当的文坛将鸦雀无声，高贵的文学殿堂坐着的都是一些庸俗，败坏，毫无精神脊骨的变态躯体。

二、大众媒介的扭曲及误导。至从杰诺维茨在1968提出了由一些机构和受众所组成的专业群体凭借这些（电视、广播、报纸）机构和技术。通过技术手段与受众传播符号的内容。大众媒介广度下的经济引着很大的宣传和导引作用，在市场的经济下，企业的发展是市场，市场就是占领，占领的初步的战略就是打广告，广而告之，就红遍天下，进而“一统天下”，文学的发展其初步涉世是媒介的包装。除了精神的实质，当下媒介的包装是很重要。例如：在青年作家黄辉所写的《十七年已苍老》经出版商的一改成了《她们都叫我小妖精》。在当下，很多的出版商在为了实现自身的获利的需要，不惜一切代价及屈就自己的名气“唯钱是求”这种变相的媒介更是大众庸俗文学的幕后怂恿者。

三、受众的接受的不确定性及盲从性。受众是一种文学形态得以出发的起点，同时也是一种文学形态得以成就的根源。随着物质时代的潮水般的到来，人类的心一直是浮躁、迷乱的，过分的追逐一种风雅，对于一种精神的提升是极为的盲目，在他们的眼里“存在即合理”没有自主的选择意识，而是囫囵的接受。跟风，盲从更是一种普遍的现实。这样的结果，对文学的发展是极为不利的：一方面削弱了文学创作的创新性，竞争力。另一方面对文学受众来说更是误导缘起。

其实，就文学大众化实质来说就是文学的泛化，边缘化，看起来好像文学的领域逐步的延伸和拓展，实则是对自我势力的削减和退化，这种文学的边缘化、泛化，造成了文学的泛而不专，博而不雅，纯粹的领地在强烈的功利主义的熏陶下，一贯的赢合他人的存在，却失却了自己存在的空间，造成文学整体上的衰退。因此，文学的泛化、边缘化实则是文学隐藏的忧患，忧患一旦导致颠覆或变革，或许会带来文坛的祸灾。所以，当下许多国学精英和巨将一致主张“回归文学本真”文学从严格意义上是有领域的，而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独特的视角和个性要求的是一种独特的生存状态。因此，文学的发展除了本身的不断拓展、横向发展，更重要的是要深入、纵向发展。就像树一样，除了枝繁叶茂，更要根大深长，这样文学在扎根于深深的沃土里，更能在传统的滋润下更是参天耸立，枝稠叶茂。

文学，肩负起民族文明和精粹流传的使命，同时也是维系一个民族的得以博大精深，锐利锋芒的保证。因此，作为炎黄子孙的我们，更多是坚守精粹，承载使命，以一种使命感的姿势去打拼，探究。以及恪守文学传统存在的理论，并以欣信的去渗透，融入。总之，要以文学的视角遵循文学的本真去探讨，而不在喧哗中争执下迷乱，失却。